颍川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许昌最厚重、最丰富、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全国上下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时代氛围和良好环境下，尤其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传承弘扬颍川文化迎来了大好时代机遇。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抢抓机遇，主动作为，进一步拓展深化颍川文化研究，着力打造“颍川文化学”。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颍川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蕴含着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独创性、开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多年来我国文化建设集体智慧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升华，并呈现出更加开放、融合、创新的发展态势，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传承弘扬颍川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导。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论述，具有强大的思想引领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要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许昌作为颍川文化的核心区域和中心地带，拥有极为丰富的资源，应当主动担当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在文化强市建设的生动实践中“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从而为文化强省、文化强国建设贡献积极力量。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了文化自信。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传承弘扬颍川文化，有助于增进对颍川文化的认识、了解和热爱，能够从中获得丰富精神滋养，提升自豪感、归属感、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自强，进而激励人们提振精神、满怀信心、砥砺奋进。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论述，具有强大的行动号召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守护好中华文脉。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长河中，颍川文化散发着耀眼而独特的光芒。许昌市拥有众多与颍川文化有关的各级各类文物保护单位，拥有众多与颍川文化有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进一步深入挖掘、系统梳理和保护传承。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具有强大的创造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提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激活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颍川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新时代同样需要大力推动包括“颍川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使其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
（五）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建设文化强国等重要论述，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提升文化软实力。2024年10月，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文化强国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锚定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近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提出“两高四着力”，其中一个着力即是“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研究颍川文化对于提升许昌文化软实力，促进许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文化强市战略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要论述，具有具体的现实指导力。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涵盖包括文化等诸多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从颍川文化研究上升到“颍川文化学”学科高度，是加强文化领域学科建设的新实践、新探索、新愿景。
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自觉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际、推动工作，将其贯彻到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去。要抢抓机遇，主动担当，大力传承弘扬颍川文化，不断推动颍川文化研究取得新成果、拓展新局面、再上新台阶。
二、关于打造“颍川文化学”的现实思考
（一）何谓“颍川文化学”。“颍川文化学”和“颍川学”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颍川学”即研究颍川的学问，是指以许昌为中心的颍川地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思想、教育、艺术、工艺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而“颍川文化学”，则是研究颍川文化的学问，是基于一定范式对颍川文化这一研究领域进行系统理论思考与研究的学问之学。“颍川文化学”侧重于以文化作为研究视角和切入点，以颍川文化为研究中心，涉及政治、思想、宗教、法律、社会、教育、文学艺术、民俗生活等诸多领域和方面的综合性研究。其研究主体和核心是颍川文化，涉及其他方面领域的内容都是辐射和支撑。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过多年来的不懈研究，颍川文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初步形成。当前，许昌市聚焦“两融五城四跃升”战略部署，正在持续大力加强文化强市建设，以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和构建地方性知识体系为使命，宜提出建设“颍川文化学”。待今后进一步发展成熟到一定阶段后，再上升提出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有难度的“颍川学”概念。建设“颍川文化学”旨在使颍川文化研究成为一门学科研究，构建系统、完整而科学的“颍川文化学”研究体系。我们必须要考虑以下方面：“颍川文化学”的研究基础、研究成果以及建立“颍川文化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颍川文化学”的研究领域、研究特点以及“颍川文化学”的研究价值；“颍川文化学”的未来发展等。
（二）建立“颍川文化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1.建立“颍川文化学”的重要性。建立“颍川文化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强调，要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鼓励小朋友们从小树立文化自信。建立“颍川文化学”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与省委“四高四争先”工作要求和许昌市委“两融五城四跃升”总体部署定位相一致，有助于挖掘、传承和弘扬许昌珍贵历史文化资源，塑造许昌特色地域文化品牌，打造许昌城市文化新名片，提升许昌的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软实力，推动许昌区域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提出建立“颍川文化学”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颍川文化研究层次和水平，将颍川文化研究迈上新高度。
2.建立“颍川文化学”的必要性。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指出，“多姿多彩的地方特色传统文化，共同构成璀璨的中华文明，也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地域文化研究成为近年来的社会热点。当前，各省（市、区）构建地方学已成为一种趋势。以河南省为例，如洛阳市和洛阳师范学院、河南科技大学打造“河洛学”，平顶山市和平顶山学院打造“伏牛山文化圈”，安阳市和安阳师范学院打造“甲骨学”，南阳师范学院致力于“汉文化”研究，信阳师范学院打造“炎黄学”，河南大学打造“黄河文化学”等。建设“颍川文化学”是构建地方性学科知识体系、打造许昌市“地方学”的现实需要。许昌市也应积极整合高校等多方资源，着力打造属于自己的“颍川文化学”。
3.建立“颍川文化学”的可行性。有关创设“颍川学”的提法，最早于2019年，由时任许昌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魏晋文化研究所所长许国林教授，颍川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田宏波在“许昌市颍川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许昌市社科联主办的杂志《改革论坛》2022年第4期刊发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教授付开镜撰写的文章《深挖许昌历史文化 努力创设“颍川学”》，首次公开发表文章提出创设“颍川学”。本课题组在2022年度许昌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弘扬颍川文化 建设中原文化强市》调研报告中提出，要借助多学科资源、力量优势，深入系统挖掘梳理，形成“颍川学”或“颍川文化学”。该调研课题后发表在2023年第3期《改革论坛》，被原许昌市委副书记黄旭东批示：“此文章很有价值！尤其是提出了三国文化与颍川文化是点与面的关系，又提出了颍川学的观点，对于建设文化强市提供了理论支撑”。2023年11月，在许昌市“弘扬颍川文化建设文化强市”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再次提出“颍川学”。许昌市文物局副局长毛德新在总结讲话提出，建立颍川学（或颍川文化学）是全市学术界的目标和使命。田宏波于2024年6月6日在《许昌日报》发表《颍川文化与嵩山文化圈》，再次提出要开创“颍川学”并加大研究力度，对颍川文化进行科学定义。可以说，目前提出建设“颍川文化学”已时机成熟。
一门学科的建立，首先必须要有坚实的研究基础，即有丰富的资料、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等。前期颍川文化研究的重要进展和成果，是构建“颍川文化学”的前提和良好条件。许昌颍川文化研究已有多年的历史，基础越来越扎实，目前有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有学术研究交流平台，有一些热爱颍川文化的学术研究人员、爱好者。目前学术界关于颍川文化的研究，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最具代表性的专著是由武国定主编、刘保新担任执行主编的《回望颍川》（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该书是对颍川文化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大汇集、大展示。其他如李俊恒的《颍川历史名人与文化研究》，马宝记的《西汉颍川太守研究》，周健的《三国颍川郡纪年》，张丽君、乔凤歧的《颍川士族与魏晋隋唐历史文化研究》，乔凤歧、崔海成的《颍川历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著作。关于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也有不少。如李俊恒的《简述许昌历史发展中的人文传统》、田宏波的《颍川是美丽乡愁》、乔凤歧的《颍川文化研究需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并重》、张丽君的《颍川文化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包绍军的《研究和传承颍川文化的现实意义》、余乐的《论汝颍文化》、黄高锋的《传承弘扬颍川文化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等。关于打造“颍川学”，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付开镜教授的《深挖许昌历史文化 努力创设“颍川学”》。该文以体系思维将“颍川学”的研究内容分为八个部分。近年来，关于颍川文化研究的机构也相继成立。如2015年禹州市成立颍川文化研究会。2016年12月，许昌市委统战部、市侨联联合许昌学院成立了许昌颍川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许昌学院注重发挥自身学科、科研和人才智力优势，在颍川文化研究挖掘、研究、阐释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2023年11月，许昌市文旅局、许昌市社科联、许昌学院联合举办“弘扬颍川文化建设文化强市”学术研讨会。2023年10月，《许昌日报》开辟“颍川文化论坛”专栏，2023年第4期《改革论坛》杂志开辟“颍川（三国）文化”专栏，标志着颍川文化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论坛集聚了一批学人和兴趣爱好者，发表了一系列成果。2024年11月，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一周年之际，许昌日报社策划推出“颍川行”全媒体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进一步扩大了颍川文化的影响力。回望过去的十多年，从学科建设本身来说，一是对颍川文化研究的全面系统探讨，初步形成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二是一些专题学术研究领域，如颍川郡、颍川家族文化、颍川姓氏文化、颍川名人文化、颍川文化与客家文化的关系等研究，都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从颍川文化上升到“颍川文化学”，时机已经走向成熟。
（三）“颍川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颍川文化学”的研究对象与“颍川学”不尽相同，二者侧重点不一样。“颍川学”的研究对象很庞大、很丰富，包括颍川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以及颍川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等。付开镜教授在《深挖许昌历史文化 努力创设“颍川学”》一文中就将“颍川学”的研究内容分为八个部分：一是历史编年和历史地理的“颍川学”，二是杰出人物的“颍川学”，三是思想文化的“颍川学”，四是三国历史的“颍川学”，五是家族文化的“颍川学”，六是根亲文化的“颍川学”，七是科技文化的“颍川学”，八是历史旅游的“颍川学”。
相对而言，“颍川文化学”的研究对象相对更聚焦，更主要是基于多重文化视角对颍川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关于颍川文化的源与流，颍川文化的科学内涵、发展特点、历史发展规律、价值和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二是关于颍川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包括一些重要遗址、历史文化遗迹、历史名人陵墓等不可移动文物和器物类可移动文物的研究；三是关于颍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包括口头传说、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社会民俗生活等方面的研究。如乔凤歧、崔海成主编的《颍川历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如田宏波致力于“颍川士族传说”的搜集整理，并被授予市级非遗项目“颍川士族传说”的代表性传承人。四是关于环境及地理变迁等自然条件与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研究。五是颍川文化传播与客家文化及颍川域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已有研究成果如余乐的《论汝颍文化》、赵星的《伏牛山文化与汝颍文化比较论》。六是关于“颍川文化学”自身学科建设问题的研究，等等。
“颍川文化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也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根据“颍川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和发展方向，“颍川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是多样的。一是跨学科研究法。跨科学研究法是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颍川文化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如综合运用文学、政治、社会、历史、地理等学科方法，对颍川文化开展多维交叉研究。二是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是立足颍川文化研究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三是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是对两个或多个研究对象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如对不同地域文化传统、文化发展史与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四是田野调查法。田野调查法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如通过实践考察颍川文化历史遗迹、人文风俗、家族传统、语言习惯等，把握颍川文化传承发展情况。五是数字影像技术法。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广泛应用，已经广泛融入到了社会生活，包括学术研究中。通过采用数字技术手段或影像手段，可以赋能“颍川文化学”研究。
（四）“颍川文化学”的特点
1.综合性。“颍川文化学”是关于探索、研究颍川文化及其价值和意义的一门学科。从涉及的学科看，“颍川文化学”涉及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文学等诸多学科门类，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从涉及的领域看，“颍川文化学”的研究要通过梳理颍川文化形成的基础、发展脉络和演进规律，会涉及政治、法律、宗教、社会、文化教育、民俗生活等多个领域，是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
2.独特性。“颍川文化学”的独特性，一是颍川区域的独特性。颍川文化是在颍川郡这一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孕育、催生出的一种独特而鲜明的地域文化。从秦嬴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设立颍川郡，到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郡，颍川郡存续长达八百余年。尽管八百余年间，颍川郡所辖面积大小时有变化，但总体上看，颍川下辖境相当于今天河南登封、宝丰以东，尉氏、郾城以西，新密以南，叶县、舞阳以北，以许昌为中心的区域。尽管颍川郡作为行政机构不存在了，但颍川文化几千年来绵绵流脉、浸润渗透，对后世依然产生着或显或隐的影响。无论是从历史发展维度来看，还是从地理空间和区位发展优势来看，还是从中华文化文明史地位来说，颍川文化都是许昌最厚重、最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独树一帜，在许昌乃至中国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二是颍川文化的独特性。颍川文化除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的共性特点之外，更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颍川文化的特色之一就在于，这是一种以儒家文化为底蕴、以法家文化为特色的兼容并蓄、儒法兼备的地域文化。颍川文化的特色之二是“自古颍川多奇士”。在历史上颍川大地名人辈出，是当之无愧的“人才的摇篮”，出现过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人才竞相涌现的局面，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颍川文化的特色之三是郡望文化。在历史上，这里是世家大族的集中诞生地，众多豪族、望族聚集，家族兴旺、家世显赫，相互交织错综，并进而形成庞大的政治、财团和家族势力。颍川文化的特色之四是姓氏文化。颍川是中国姓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如许、方、韩、褚、夏等20多个姓氏均发源于此。颍川文化的特色之五是独特而灿烂的曹魏文化。两汉魏晋时期是颍川文化最繁荣、最光彩夺目的时期，尤其是曹魏文化在许昌地区迸发出炫丽的光彩。事实上，颍川文化的具体表现形态有很多种，如颍川法家文化、颍川姓氏文化、颍川名人文化、颍川曹魏文化、颍川书法文化、颍川绘画文化、颍川钧陶瓷文化、颍川中医药文化等等，不一而足。
3.应用性。“颍川文化学”除了偏重理论的学术研究之外，还应注重应用性研究。通过开展“颍川文化学”的应用性研究，推动颍川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更好地赋能许昌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强市建设。因此，要积极开展颍川文化服务于许昌城市产业、城市规划、城市风貌、文化建设和发展战略的研究，注重推动颍川文化在精神层面、创作层面、产业领域、服务领域等发挥作用。如探索推动颍川文化与乡村振兴关系研究。2023年12月，《颍川文化论坛》编委会在盛田农业总部港成功举办颍川文化促进乡村振兴研讨会。该活动通过找准颍川文化与乡村振兴的契合点，让文化从殿堂中走出来，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融入到乡村振兴当中，融入到产业发展当中，凸显颍川文化的特质和禀赋。
4.开放性。“颍川文化学”不是封闭的独立学科体系，而是一个开放多元的学科体系。颍川文化在长期发展实践和对外传播中，必然是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与其他文化不断交流融汇。“颍川文化学”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队伍等，都要坚持开放性。要坚持研究内容体系的开放性，加强学术研究，凝练方向，突出重点，多出有分量、有特色的成果。要加强队伍建设，建设一支多学科融合、优势互补的学科队伍，打牢学科建设基础。“颍川文化学”研究，还需要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如湖南省新田县成立有颍川文化研究会、海南陈氏宗亲成立有“海南省颍川历史研究会”，广东成立有揭阳市潮汕颍川文化研究会、广西成立有广西颍川文化研究会等，许昌颍川文化研究机构也需要多“走出去”，与东南沿海其他研究机构加强沟通联系，协同联动，形成合力。
（五）打造“颍川文化学”的现实路径
1.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打造“颍川文化学”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打造“颍川文化学”首先必须要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许昌市及相关部门要站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践行“两高四着力”要求的战略高度，把打造“颍川文化学”放在更加重要突出的位置，明确部门责任主体，成立议事协调机制，加强顶层设计和具体规划。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可喜的工作。2023年许昌市印发《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建设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工作方案》，提出“将颍川文化、夏禹文化、中医药文化、戏曲文化、烟草文化、书法文化、乐舞文化等打造成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文化IP，成为城市更加出彩的亮丽名片”。2023年6月，河南省社科联制定《关于支持许昌市高质量建设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的若干措施》，提出将颍川文化等特色文化研究纳入中原学研究大盘子。2023年11月，“弘扬许昌颍川文化 建设文化强市”学术研讨会提出，建立“颍川学”（或“颍川文化学”）是全市学术界的目标和使命。“颍川文化学”大有学问可做，大有空间可为，大有前途可瞻。下一步，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际、推动工作，将其贯彻到颍川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去。要从战略发展高度，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颍川文化学”再上新台阶。
2.整合多方资源，聚力打造“颍川文化学”。目前，许昌市颍川文化研究的资源还相对比较分散，不够集中。下一步，要积极整合多方学科、学术资源，以系统思维、学科视角研究颍川文化。积极发挥许昌市社科联、许昌市文广旅局等单位、许昌学院等高校和有关科研平台优势，借助多学科资源、专业力量优势，深入系统挖掘梳理，合作出版《颍川文化概论》《颍川文化教程》。充分发挥许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昌市三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许昌学院颍川文化研究中心、魏晋文化研究所、许昌职业技术学院曹魏文化研究所等高校研究基地、平台作用，加快打造“颍川文化学”，多出高层次、高水平、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扩大“颍川文化学”在学界的影响力。积极推动颍川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科”等，把颍川文化融入专业教学，同时通过在青年大学生中开设选修课程、举办讲座、报告会，变“学问”之学为“学科”之学。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提升“颍川文化学”的影响力，举办全国性颍川文化论坛，创办《颍川文化》期刊，同时依托《光明日报》“文化遗产”栏目、《中原文化》《许昌学院学报》等国家、省市学术平台活跃学术交流氛围。
3.汇聚人才高地，加强“颍川文化学”研究队伍建设。“颍川文化学”研究离不开一支稳定而强有力的队伍作为支撑。目前，颍川文化研究业务爱好者多，专业人才队伍相对较少，学科（学术）带头人更少。要逐步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人才队伍，面向国内外大力引进在颍川文化研究领域或相关领域具有突出成就的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充实到现有颍川文化研究队伍中。要团结和积聚一批“颍川文化学”研究方面的高水平人才，提供人才队伍支撑。要加强“颍川文化学”专家库建设，推动颍川文化研究队伍从“散兵游勇”到“兵团作战”。要加强高校、地方政府、科研院所等的合作，集聚更多的研究人才力量，形成颍川文化研究的高水平团队，形成研究合力，促进高层次成果不断涌现。
4.加大资金投入，大力支持“颍川文化学”建设。依托上级拨款、政府保障、高校投入和社会支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持。如通过文化文旅部门，积极申报专项支持资金，通过项目制等设立颍川文化专项扶持资金。在省级项目中设立颍川文化重大课题、招标课题、专项课题，支持积极申报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等专项课题。在许昌社科规划课题申报中，对颍川文化研究项目予以重点支持。许昌市各高校科研、财务等部门，要加大对颍川文化研究的重视，从项目申报、经费支持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倾斜政策。要加强颍川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基地、科研机构和智库建设，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打造高水平科研平台。要大力支持颍川文化相关的民间传说、民间技艺与习俗等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5.形成工作合力，营造建设“颍川文化学”的良好氛围。打造“颍川文化学”要避免“独角戏”、单兵作战、多边行动，需要政府宣传、文化旅游部门和社科联、高校、民间组织构建沟通、协调、合作、联动工作机制，着力推动“颍川文化学”形成“大气候”。要广泛凝聚共识，形成具体合力，如编纂《颍川文化资料丛书》，开展全面性、持久性、系统性研究。媒体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许昌日报》《许昌社会科学》开辟有关颍川文化的专栏，不失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创举。许昌日报社策划开展的“颍川行”全媒体系列报道，也是一个开创性的做法。要以每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节点为契机，在社会上广泛开展颍川文化宣传活动，不断扩大颍川文化的社会影响力。
建设“颍川文化学”是一项系统工程。“颍川文化学”的学科建设之路，还有复杂艰巨的工作要做。“颍川文化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无论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学科人才队伍等方面，都还存在有一些问题与不足。但我们相信，只要全市上下以前瞻的眼光、创新的思维，加强战略性思考、全局性谋划、系统性推进，形成广泛持久合力，“颍川文化学”必然根深叶茂，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和时代姿彩。
（作者系许昌学院维稳办主任兼党办副主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