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２０１５年立法法修改赋予全部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以来，设区的市地方立法进入快车道，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２年连续４年设区的市新制定地方性法规数量超过５５００件。其中２０２２年设区的市新制定地方性法规５２１件，超过半数的设区市将乡村振兴立法列入立法计划，我们以乡村振兴地方立法为研究对象，分析当前地方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分析解决这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设区的市特色立法的实践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由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９日通过，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起施行。《乡村振兴促进法》颁布实施以来，已经有多个省份制定并颁布了省级的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有些省份甚至在国家立法之前就率先制定了本省的乡村振兴促进法。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２２年，一共有十六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其余省份的《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大部分都在制定过程中。在《乡村振兴促进条例》颁布施行的地方，其下辖设区的市正在紧锣密鼓拟定本区域的《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在“十四五”期间，绝大部分省份及其所辖的设区的市都将乡村振兴立法作为其重要的立法任务，不少设区的市的《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已经进入起草阶段。可以说，我们将迎来一个乡村振兴立法的高潮。但是，这样大规模的层级立法究竟能不能实现乡村振兴的立法目的，目前的乡村振兴立法存在哪些问题呢？
一、乡村振兴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家《乡村振兴促进法》和十六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已经颁布实施。从目前已经出台的省级立法来看，主要是对国家立法的模仿和重述，沿袭了国家《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基本框架，虽然也结合本省（区、市）的乡村发展状况设计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法律规范，但是基本上大同小异。各地立法高度雷同，和国家立法并无显著不同。这样的立法实际上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必须引起立法者的高度重视。从目前立法状况来看，乡村法治建设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地方立法仿效国家乡村振兴促进法，各省（区、市）立法大同小异，重复立法现象严重，导致乡村振兴立法形式单一、内容空疏。
按照国家乡村振兴促进法的要求，省级立法应当对本省的乡村振兴进行规划和指导，主要解决全省各地乡村振兴中的共同性问题。在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过程中，各省乡村发展状况差别巨大，各地乡村的历史文化、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情况更是千差万别，不同乡村的振兴进程必然有差异。在国家乡村振兴促进法已经实施的前提下，地方（省级人大和设区的市级人大）立法再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就属于重复立法。从地方立法现状来看，地方乡村振兴立法对国家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重复内容较多，创造性内容较少，地方立法具有明显的形式化特征。
地方两级人大的乡村振兴立法大量模仿、照搬上位立法并适当作出“创造性”改造，这种立法是地方立法中普遍存在的“实施细则”式立法。但是，实施细则式立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国家立法。一般来说，对某一领域的事项规范型国家立法可以进行细化和具体化，但是乡村振兴促进法属于“综合事务的整体促进型”国家立法，这种类型的立法具有自身的特征。
首先，乡村振兴促进法是综合立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政府、乡村居民、乡村企业、村民（居民）自治组织各主体的参与，其实施行为包括各主体的相互配合行为，其范围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主要方面，既涉及到政府职能的充分发挥，又涉及到乡村振兴各主体的权益保护和公共利益。乡村振兴立法包括行政法、民法、土地法、经济法等各个部门法领域，调整手段具有多样性。因而我们说它是一次跨法域的综合性立法。其次，乡村振兴促进法立法是开放性立法。也就是说，国家乡村振兴促进法设立了立法范围、内容和原则，其实施是需要地方立法予以充实和实现。换句话说，乡村振兴促进法和地方乡村振兴立法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是理想与实践的关系。乡村振兴促进法依赖地方乡村振兴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也通过地方乡村振兴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法制化完成其开放式的立法体系。最后，乡村振兴促进法是保障性立法，是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全方位的法制保障。如研究者所言，乡村振兴促进法从规范、内容和治理三个维度确立了乡村振兴的基本框架，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提供了法律基础，其目的是为乡村振兴全面实施等方面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乡村振兴促进法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有效衔接多元规范，通过政府主导实现多元共治，通过严格落实监督检查制度来实现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问题。
乡村振兴促进立法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地方立法在缺乏实践的基础上无法实现“细化”“具体化”立法。目前各地采用的模仿式、实施细则型立法无法实现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立法目的。以此模式制定地方立法，也使得乡村振兴促进法失去实践支撑而流于空疏。
（二）乡村振兴地方立法因其位阶而产生法律体系内冲突
从目前乡村振兴立法现状来看，乡村振兴地方立法和现行法律体系的冲突问题非常突出，主要是因为地方立法仿照国家乡村振兴促进法而产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乡村振兴立法是综合性立法，国家乡村振兴立法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其法律规范侧重宏观指导故而原则性规范较多。在法律体系中因居于较高位阶，只有与其他法律的衔接问题，基本不存在与其他法律的冲突问题。而地方立法则不然，即使是省（直辖市、自治区）级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在法律体系中也处于地方性法规的位阶。因其位阶较低，必然面临和多个上位法之间的紧张冲突关系。目前较为突出的是地方乡村振兴立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行政监察法》《城乡规划法》《土地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上位法之间存在衔接甚至是矛盾问题。比如山东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在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了“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健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制度”，其上位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并未确立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制度。再如根据《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涉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在第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二十八条、三十三条均规定了涉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事项。国家《反垄断法》明确规定不得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河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在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挥龙头企业在乡村振兴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在项目资金、示范评定、融资贷款、保险保费、用地用电等方面给予支持，引导龙头企业立足地方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综合效益，强化品牌发展能力，增强农产品竞争力，提升联农带农水平”，此项规定已经即含有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同样的情形，在多个地方立法的法律规范中都可见到，这势必对地方立法的效力和科学性产生负面影响。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有立法权的设区市也正在酝酿乡村振兴促进立法。如果继续沿袭以往的仿照——细化立法，那么设区的市制定的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法律体系冲突，因为其在法律体系中位阶更低，与上位法的冲突更加剧烈。从实施效果来看，乡村振兴地方立法施行后，并未对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反而造成法律体系的冲突。这种冲突的持续加剧使得乡村振兴立法无法形成一个内部协调一致、不同位阶法律相互配合的完善的法律体系，也势必削弱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进程中的法治保障功能。
（三）乡村振兴地方立法未能反应地方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始终面临立法和实践脱节的问题。
国家《乡村振兴促进法》实际上是采取了“指导框架型”立法模式，构建了乡村振兴立法体系的基础。《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宣示其立法目的是为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明确提出改革创新、实践探索的原则。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二条规定，“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改革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乡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乡村振兴促进法在其基本原则中规定：“坚持因地制宜、规划先行、循序渐进，顺应村庄发展规律，根据乡村的历史文化、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分类推进”。在这种立法导向下，各地首先应考虑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和改革创新的问题，特别是应当考虑因地制宜、顺应规律、循序渐进、分类推进的问题。国家乡村振兴立法是“促”，地方乡村振兴实践是“进”。因此地方应根据国家立法推进乡村振兴实践。
乡村振兴立法涉及面广、处理的社会关系极其复杂，各地在缺乏实践探索和经验提炼的基础上立法，此一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立法对于自身在乡村振兴促进立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清，没有意识到地方立法应建立在本地乡村振兴实践基础上。缺少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真正实施，急于制定地方法规无济于事，缺少法律实践环节的乡村振兴促进法地方立法必将流于形式。
二、乡村振兴地方立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在乡村振兴地方立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难题，究其根本是地方立法机关在立法观念和思路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延续长期以来形成的仿照—细化型地方立法模式也不适应《乡村振兴促进法》，按照此模式制定出来的《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与《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立法目的产生一定程度的背离。立法非仅如此，地方立法机关实际上没有完成乡村振兴立法体系中应当扮演的角色任务，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认真分析。据笔者观察，乡村振兴地方立法存在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行政思维和层级逻辑主导地方立法，使得立法按照行政化规律运作
如前所述，在国家乡村振兴促进法颁布实施前后，不少省份都制定了本省的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省级立法陆续完成之后，各地有立法权的设区的市均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的立法计划。这种按照国家——省（区、市）——设区的市第次进行的立法工作实质上遵循的是行政逻辑，立法计划的拟定和执行也是行政思维，国家层面的乡村振兴促进法是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而非行政命令，不需要层层传导。而逐层立法显然是遵循了行政逻辑，层级传导立法带来的问题是立法的形式化。下级立法主要是模仿上级立法的立法框架，对其内容作出部分“创造性”改变。这种立法属于纸面立法，不是从实践中来，也无法回应社会需要，是形式化立法。目前的立法思想出现了偏差，以行政层级思维立法，实际上，乡村振兴的经验主要是来自乡村的实践，乡村振兴立法的思路应该是自下而上的经验总结。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进过程中，各地推进的程度、速度均有不同，面临的问题千差万别，各省（区、市）的模仿—细化式立法根本无法反应具体的乡村振兴实践，而乡村振兴中面临的共同问题、指导原则在《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已经规定，地方立法在这些事项上只能照搬和重复。
行政思维和层级逻辑指导下的地方立法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上级立法机关立法，其下一级立法机关必须及时跟进立法，对于立法的条件是否成熟、内容如何则较少考虑。立法按照行政化运作产生的结果是层层效仿立法，但立法效果却是逐层减弱。我们看到，乡村振兴立法在国家—省—市三个层面逐级展开，但是从立法现状来看，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立法的雷同化问题突出，法律法规之间存在抵触和矛盾，下级立法未能实现上位法设定的目标和任务。
（二）对于乡村振兴立法的开放性认识不足
如上所述，乡村振兴立法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国家《乡村振兴促进法》制定了一个多元规范融合、多元治理结合的指导性框架。可以容纳不同地域、不同形式的乡村振兴实践，地方立法需要将地方乡村振兴实践上升为地方乡村振兴立法，以完善国家乡村振兴法律体系。目前的立法现状是多个省份的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与现行有效法律之间事实上存在紧张关系。不同层级的乡村振兴立法面对的法律体系问题并不相同，乡村振兴所涉事项的广泛性决定了地方乡村振兴立法必须考虑所有相关领域的国家立法和本区域的在先立法。前者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后者是同一位阶立法的衔接和协调问题。在地方立法面对现存法律体系，有两种选择，一是大量模仿、照搬上位立法，其模仿照搬的上位法法律规范可能并不存在的体系问题，但在下位法就会出现法律体系内冲突甚至会造成违法立法。这种立法思路本质上仍然是“实施细则”式立法思路，但是乡村振兴促进立法的特征决定了地方立法在缺乏实践的基础上无法实现“细化”“具体化”立法。非仅如此，地方立法对国家立法的模仿导致其本应扮演的立法角色功能不能实现，同时乡村振兴立法涉及面广、处理的社会关系极其复杂，各地在缺乏实践探索和经验提炼的基础上凭空立法，此一难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立法对于自身在乡村振兴促进立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清，没有意识到地方立法应建立在本地乡村振兴实践基础上。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三）乡村振兴地方立法的实践基础薄弱
乡村振兴地方立法和国家立乡村振兴促进法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乡村振兴地方立法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实践性，其立法是自下而上的乡村振兴实践经验总结、归纳和提炼。两级人大面对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乡村建设实践，不可能制定出高度雷同的立法。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各地因地制宜的乡村振兴实践各具特色，在一省（范围内）也无法实现统一，此时省级的统一立法并不能解决乡村振兴的地方性具体问题，也无法提供针对性的法治保障。如规定过于笼统，则势必对国家立法亦步亦趋，失之空疏；如规定过于具体，则对地方实践形成拘束，失之呆板。
从目前的的省级人大的立法状况来看，基本是仿效国家立法的框架并作了部分调整，《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五条中规定的“坚持因地制宜、规划先行、循序渐进，顺应村庄发展规律，根据乡村的历史文化、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分类推进”，并未在省级立法中充分体现。省级立法仍然是笼统的规定较多，与国家立法不同的是，省级立法概括了本省的发展特点，比如《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在第七章规定了“数字乡村”，在第三十九条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引导和支持发展智慧农业，推动数字农业工厂、数字农业基地建设，加大涉农信息服务提供力度，推进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这实际上是浙江省对本省经济发展特色的概括和规划，将其从城市数字经济扩展推广到乡村经济，并不是总结浙江省乡村经济发展经验和规律的结果。地方立法随之将地方乡村振兴政策直接转化为法律规范。这首先会产生宏观政策向法律规范转变中的抽象拘束力问题，其次层级立法会将产生立法空疏化问题，乡村振兴促进法属于我国独具特色的“促进型”立法。这种促进型立法强调宏观指导和顶层设计，涉及的领域广泛，调整的法律关系复杂。促进型立法立足于顶层设计，确定事项的范围和框架，具有鲜明的导向。在实施过程中，“促进型”立法需要各相关主体的配合。目前的地方立法对“促进型”立法存在偏差，其中显著的标志是没有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导致的结果是层层立法促进，没有反向的经验总结和实践归纳。
三、破解乡村振兴地方立法中难题
鉴于此，我们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立法必须解决两大问题，首先是立法协调一致的问题，因为是综合法治，所以必须解决乡村振兴法内部、外部的法律间的关系，这既包括和乡村振兴法不同位阶之间的协调一致，还包括乡村振兴法和宪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现行有效法律体系的协调一致问题。其次是乡村振兴法实施中的协作问题，落脚点是乡村振兴的多元主体实践。从目前乡村振兴的立法现状来看，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比较突出，甚至称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立法难题，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变地方立法机关立法为地方政府行政主导乡村振兴实践
首先，要改变立法思路，变各级人大立法为政府依法制定规范性文件。在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立法设计中，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承担主导责任，各级政府组织乡村振兴的各种力量，协调乡村振兴实施中的各方关系，承担乡村振兴中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指导职责，运用市场和行政手段配置、整治土地等资源。在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实施过程中，政府是“进”的主体，既是规划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结合地方实际，探索本地乡村振兴的道路，此时最需要的不是稳定性、权威性更强的法律，而是反复实践，根据具体情势灵活变化，这就需要发挥行政运作的优势。所以在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过程中，要鼓励和提倡地方各级政府积极探索，允许其创新创造，不断试错，直到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乡村振兴道路。其次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在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的职责和分工。让各级政府在职责清楚、权责明确的基础上推进乡村振兴。地方立法对地方政府是设定职权、划定底线、严格监督，保证政府发挥主动性探索乡村振兴道路。
（二）乡村振兴地方立法应以县级政府的乡村探索实践为经验基础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国家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实施过程中，县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应当称为实践探索的主力军。县级政府下接乡村，最为熟悉和了解地方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县城是乡村振兴主产业的聚集区，也是城乡融合的枢纽。县级政府能够因地制宜，探索适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乡村振兴道路。县城和乡村具有资源互补、人才交流、文化互动的密切联系，数量众多的县城是是促进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因此，县级政府在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实施中应当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同时，县级政府的乡村振兴实践应当是地方乡村振兴立法的实践基础和经验来源，地方乡村振兴的立法应当以县为单位总结、概括和提炼地方乡村振兴实践经验。在乡村振兴立法中，地方立法的立法贡献主要在于地方性。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和国家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过程中，地方因地制宜的乡村振兴实践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多种矛盾关系的统筹协调。每个地方的情形不同，需要具体分析。笔者经过初步梳理，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关系：一是地方产业布局中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结构关系；二是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三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风俗习惯和移风易俗之间的关系；四是不同乡村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五是政府规划主导和农民主体、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六是政府规划、整治农村土地和集体土地所有制、现有农地产权制度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处理，主要依靠县级政府的处理，通过实践探索逐步破解，地方立法机关在其实践经验丰富的基础上再将其法制化。
（三）变乡村振兴地方立法的综合立法为单行立法
目前来看，数量众多的设区的市均提出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乡村振兴促进条例，这种层层立法和国家乡村振兴立法中所要求的“因地制宜”原则、“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乡村振兴工作机制存在一定的矛盾，设区的市主要职责是因地制宜抓落实，不宜匆忙制定出本市的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没有因地制宜的乡村振兴实践，就没有科学的乡村振兴地方立法。
在地方乡村振兴实践中，为避免地方立法面对的法律体系冲突，地方立法应当在乡村振兴诸领域中探索单行立法。比如湖州市先后制定了《湖州市法治乡村建设条例》《湖州市乡村旅游促进条例》《湖州市美丽乡村建设条例》。在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实践基础上，制定了地方立法。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规范地方立法，湖州市还制定了自己的“立法法”——《湖州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很多设区的市的立法要早于国家立法，比如《湖州市乡村建设促进条例》，它被称为全国首部设区的市乡村振兴立法，其他还有宁波市、绍兴市等地方立法。设区的市人大立法主要集中在乡村建设的某一方面，没有综合性立法，较少考虑乡村振兴立法的体系问题。先行的设区的市在全国性的立法之前，早已经制定本市域内的乡村振兴条例。在《乡村振兴促进法》中明确规定地方要发挥主动性，结合自身特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浙江省为例，《宁波市法治乡村建设促进条例》《湖州市法治乡村建设条例》的立法目的均是为促进、保障、监督本市行政区域内法治乡村建设工作。这主要是解决乡村法规制度的健全、治理方式的完善和公共法律服务完善的问题。这些立法也属于乡村振兴立法体系中的立法。
目前，设区的市关于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的立法和当前的国家乡村振兴立法思路、体系不相适应，没有承担起国家乡村振兴立法赋予其的职责和使命。而在乡村立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设区的市乡村振兴立法应当是重点，也只有设区的市乡村振兴立法能够将各地乡村振兴的实践逐步法制化。
（四）在乡村振兴立法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基层自治法的功效，维护农民主体地位
在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实施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发挥农民的主体性，激发乡村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除了上级政府的规划和引导，确定乡村振兴的目标和方向，我们还应充分发挥村民自治法的功能，在涉及农民合法利益的事项应当由农民做主，在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应当充分尊重村民自治权。基层自治法实施以来，实践证明，基层自治能够充分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村民通过基层组织完全能够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过程中，村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应当发挥其作用，在乡村治理和基层社会管理中，应当由基层自治组织依法自治，在政府引导和指导事项范围内，也应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从根本上讲，乡村振兴是农民的富足、农村的繁荣、农业的发展，这些都和农民息息相关。只有将基层自治法的功能和效用充分发挥出来，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只有农民在党和政府的指导、领导下真正实现了乡村振兴，地方才有可能制定出一部真正的乡村振兴法规。
总之，乡村振兴促进法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立法领域，它是综合性立法，涉及主体众多、社会关系广泛、调整手段多样，省级以下的乡村振兴立法无法实现其促进乡村振兴的目的，因此没有必要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层层立法，这样的立法仅具有形式意义。随着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我国将会形成一个乡村振兴立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省级立法模仿国家立法并无实质意义。就目前的乡村振兴立法体系而言，省级立法与上位法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各省乡村振兴促进法与本省其他立法之间也存在衔接的问题，这种形式化的立法并不能真正促进乡村振兴。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应当将县级政府的乡村振兴探索实践作为地方立法的关注重点，将县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乡村振兴道路探索实践作为地方乡村振兴立法的主要经验来源，自下而上的总结乡村振兴规律，才有可能制定出合乎各地实际的乡村振兴法规。在经验形成之前，不宜匆忙制定地方法规，也不应按照行政思维层层立法，导致乡村振兴促进法失去落脚点，法律规范空疏，立法流于形式。湖州市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就是将乡村振兴的事项单独立法，经过政府反复实践，总结成熟的经验，将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一部单行法规解决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个问题，这样才能积极稳妥推进乡村振兴的地方立法。
从上述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地方立法应立足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按照国家立法提出的框架和指导进行全面的实践，将自上而下的指导和自下而上的探索相结合，总结成功的经验并不断将之法制化。我市区域特色立法应在上级立法机关确定的范围和领域中积极作为，将地方探索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立法，这是凸显我市区域特色立法的主要实践途径。
（作者系许昌学院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