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精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鲜明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不仅是对中国独特国情的科学把握，更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内在弊端的深刻反思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实现这种超越？其深层动力与独特魅力何在？一个重要答案深植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积淀的文化基因之中——“和合”文化。
“和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与核心理念之一，蕴含“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协和万邦”的哲学智慧，强调在差异中求统一、在多元中促和谐，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及国家间的平衡共荣。在当前全球化进程受阻、世界面临多重挑战、现代化路径选择备受关注的背景下，深入探究“和合”文化如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支撑与文化密码，对于理解中国道路的成功逻辑、回应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普遍诉求，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现代化困局,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性难题
现代化作为全球发展的必然趋势,却使众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进退维艰的历史困局。这一困局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所带来的压迫性,先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剥夺性,以及后发国家在发展道路选择上所面临的极端两难。
（一）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不现代化,即灭亡”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揭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一论断不仅是对19世纪世界格局的深刻洞察,也在很大程度上预言了后续两百年间全球发展动力的本质——即现代化并非可选项,而是所有民族国家在资本全球扩张背景下必须面对的生存性命题。
现代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历史必然性,根源在于资本逻辑的全球蔓延。资本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的空间扩张与时间加速属性。它不断突破地理边界、打破传统社会结构,将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都强制纳入同一个世界体系之中。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拒绝或未能成功实现现代化,就难以避免被边缘化、被支配甚至被消灭的命运。
历史已经多次印证这一点。鸦片战争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为打开中国市场发动的侵略；黑奴贸易则是资本对廉价劳动力的极端掠夺；今天的全球环境危机,同样与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无限索取密切相关。在这样的背景下,“不现代化,即灭亡”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国际政治经济现实中的残酷法则。
对先发国家而言,现代化是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但对后发国家来说,这条道路从一开始就布满陷阱与障碍。它们不得不在已被先行者牢牢掌控的国际秩序中艰难寻求发展空间,而这本身就是一场极不对等的竞争。
（二）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建立在剥夺之上的霸权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绝非孤立实现,而是通过对广大非西方地区的系统性剥夺来完成的。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原始积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这段历史不仅是技术的进步、制度的革新或文化的跃升,更是一部全球范围的殖民史、掠夺史和压迫史。
基于资本增值的内在需求,西方列强自工业革命后迅速向外扩张,以武力打开市场、掠夺原材料、倾销商品,甚至进行人口贸易。这一切行为背后,是一种高度自我中心的文明观和种族观。正如科幻小说《三体》中那句震撼的台词：“毁灭你,与你何干？”这种冷酷的逻辑贯穿了西方对外扩张的全过程。
美国的建国历程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例子。《独立宣言》中高呼“人人生而平等”的杰斐逊,本人却拥有超过两百名黑奴。所谓“人人”,实指与他身份相似的白人男性。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叙事,则完全抹去了数千万原住民的存在与文明,仿佛美洲只是一片无主荒地。此类历史叙事背后,隐藏的是一套将掠夺合理化的意识形态。
当世界领土被基本瓜分完毕,西方强国又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制定贸易规则、垄断金融体系和技术标准,将自身先发优势固化于国际秩序之中。它们成为全球化的主导者和规则制定者,而后来者则被迫在这样一个高度不公正的体系中寻求生存与发展。
（三）后发国家的两难——依附还是孤立？
二战之后,殖民体系逐渐瓦解,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并寻求自身的现代化道路。然而现实却极为残酷：它们面临的是一个被先行者牢牢掌控的国际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后发国家的选择极其有限——要么依附于强国体系,“跪着挣钱”；要么坚持独立自主却可能陷入孤立与持续贫困。
完全复制西方模式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历史上通过殖民掠夺完成积累的道路已无法重走,而简单照搬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陷入政局动荡、经济受制于人的困境。即使极少数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凭借特定地缘政治条件和外部援助实现了经济腾飞,也仍严重依赖西方市场和安全保护,本质上是一种“依附性发展”。
更有一些国家试图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却遭到无情打压。智利的例子尤为典型。上世纪70年代,民选总统阿连德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将美国控制的铜矿国有化,并将收益用于医疗、教育和福利。然而美国通过操纵国际铜价、切断贷款渠道、抬高粮食进口价格等多重手段,彻底动摇破坏智利经济,最终支持军方发动政变,导致阿连德自杀殉职。
类似悲剧在非洲同样上演。布基纳法索的托马斯·桑卡拉曾推动激进改革,主张经济自立、妇女解放和教育普及,却同样因触动西方利益而遭到政变暗杀。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国际权力极不均衡的背景下,一些小国即使试图“站着挣钱”,也往往难以抵御外部的压制与破坏。
综上所述,现代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道不得不答却极其艰难的历史命题。现实提供的选择极其有限：成为先发国家已无可能,完全依附受制于人且并不稳定,而试图独立发展又常遭封杀。更残酷的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就连“跪着发展”的机会也难以获得。它们被困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底层,面对的是一个从规则、技术到话语权都被先行者牢牢掌控的国际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困局不仅仅是一种发展阶段的问题,更是一种深嵌于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的系统性困境。尽管面临重重障碍,探索发展道路的努力并未停止。历史的启示或许在于,只有重新审视国际权力结构、积极构建替代性发展范式,才有可能为后发国家找到真正的突围之口。然而这条道路,注定需要更大的勇气、更高的智慧,以及更为艰巨的斗争。
二、破局之源,“和合”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本质上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分裂性、排他性、对抗性逻辑的根本性超越。这种超越的文化根基,正是源远流长的“和合”思想。
（一）人口规模巨大,以“和而不同”凝聚超大规模社会合力
西方现代化大多建立在小规模社会基础上,其治理逻辑难以适应超大规模国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国拥有14亿人口,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其现代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破局的关键在于,深刻践行了“和而不同”的“和合”智慧。一是包容差异,寻求共识。“和而不同”强调在承认和尊重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发展阶段存在巨大差异的前提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如民主集中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引导（如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凝聚最大共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朝着共同目标奋进的强大合力。这避免了因强调单一模式或忽视差异而导致的社会撕裂与动荡,确保现代化进程“一个都不能少”。二是整体协调,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重整体性规划与系统性推进,如同“交响乐”般协调各声部（区域、领域）的关系。这种强调系统整体和谐的思维方式,正是“和合”文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精神的体现,使超大规模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能够保持基本稳定和方向一致。
因此,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仅是数字上的庞大,更是“和合”文化下“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式社会动员与整合能力的成功展现,为其他发展中大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治理经验。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和谐共生”破解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痼疾
资本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加剧,这是其制度基因决定的。而中国式现代化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本质要求,其文化根基在于“和合”文化中对社会和谐的极致追求,特别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民本思想,以及“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一是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和谐共生”强调社会各阶层、群体间的利益平衡与共享发展成果。这具体化为：在初次分配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在再分配中政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强力调节收入差距（如脱贫攻坚战、社会保障体系全覆盖）,在三次分配中倡导慈善等社会力量。这种多层次的调节机制,旨在防止“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极端分化,体现了对社会整体和谐的维护。二是“人”的现代化优先。与西方将人视为资本增殖工具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将“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福祉置于核心。消除绝对贫困、普及教育医疗、完善基础设施,这些“亏本买卖”在西方难以想象,却在中国大规模实施。这源于“和合”文化中“民惟邦本”“以和为贵”的深刻民本情怀,追求的是社会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共富,而非少数人的奢华。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是“和合”文化“均平”理想在现代社会的制度性实践,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和谐的优势。
（三）物质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以“心物和合”克服人的异化
西方现代化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制造了深刻的“精神荒原”和人的“单向度”异化。消费主义盛行,人被物欲所奴役。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富足、精神富有”,其哲学基础正是“和合”文化中“心物和合”“形神兼备”的修养境界。一是抵御消费主义侵蚀。“和合”文化注重内在精神修养与外在物质生活的平衡。这体现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坚决抵制将消费等同于幸福、将物欲无限膨胀的西方消费主义逻辑。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导人民追求超越物质的精神价值（如奉献、奋斗、集体荣誉）,努力避免人被商品拜物教所异化。二是培育时代新人。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要求不仅具备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才”）,更要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全的人格、深厚的家国情怀（“德”）,实现“心”与“物”“德”与“才”的和谐统一。这种全面发展观,是对“单向度的人”的根本超越。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和合”文化“身心和谐”“内外兼修”理念在民族复兴征程中的生动实践,旨在实现人的真正解放与全面发展。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天人合一”重塑发展伦理
“先污染、后治理”曾是西方现代化的典型路径,将自然视为无限索取的对象和废弃物的“污水池”。中国式现代化旗帜鲜明地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深厚的生态智慧直接源于“和合”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一是尊重自然规律。“天人合一”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活动必须顺应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指导中国式现代化摒弃征服自然的狂妄,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共识。二是构建绿色发展体系。相较于西方将污染转嫁他国或被迫治理的模式,中国致力于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大力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可再生能源、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全球环境治理上的积极行动,体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是对“天人合一”理念的全球性践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和合”文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之生态伦理的现代升华,为破解全球生态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五）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协和万邦”超越“国强必霸”
西方列强的现代化史充斥着殖民、掠夺和战争,“国强必霸”被视为铁律。中国式现代化坚定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其文化根源深植于“和合”文化中“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一是摒弃丛林法则。“和合”文化追求不同国家、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合作共赢。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摒弃以强凌弱、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中国的发展不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而是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正是这种“和合共生”国际观的生动表达。二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和合”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最高体现。它倡导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实践平台,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致力于将发展机遇与世界共享,这正是“和合”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想的现实投射。
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彻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魔咒,彰显了中华文明“以和为贵”“和衷共济”的和平基因,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与确定性。
三、世界之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回响与文明新义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普遍追求,但对于绝大多数后发国家而言,这条道路却布满了陷阱与荆棘,形成了一种难以挣脱的“困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如同一道穿透层云的光芒,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全新的选择,其世界意义与文明价值正在国际社会产生深远回响。
(一)提供破局之钥,独立自主发展的“第三种选择”
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长期被困于“要么依附,要么灭亡”的二元悖论之中。西方先发国家通过殖民掠夺与制度霸权,早已将自身置于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并极力维持这种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智利总统阿连德的悲剧正是这一困境的缩影：他试图通过铜矿国有化等政策带领国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却最终在国际资本的反扑与国内政变的硝烟中陨落。其根本原因在于,任何试图挑战这一既定秩序的行为都会遭到体系性的压制。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恰恰在于它用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一条超越此二元悖论的新路是可行的。首先,它彻底破解了“依附与灭亡”的困境。在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今天,中国顶住了重重压力,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主权原则。通过建立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核心技术上奋力攻坚,中国避免了在关键领域受制于人,牢牢将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向世界证明,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在不丧失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其次,中国道路系统性超越了“依附性发展”的局限。日、韩等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但其发展模式具有先天的脆弱性：政治与军事上受制于美国,经济结构易于受到国际资本波动的冲击,社会文化也在西方影响下面临认同危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通过坚持独立自主、激发内生动力,走通了一条不依靠外部宗主国“输血”的可持续道路。其经验的核心启示在于：一个强有力的、能够进行战略规划与资源调配的政府,一个符合国情、能够保障发展稳定性的制度安排,以及一个以人民为中心、旨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是后发国家突破困局、实现自主现代化的关键框架。这为所有寻求“既加快发展又保持独立”的国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
(二)破除历史迷思,解构“现代化=西方化”的神话
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被包装成唯一的“标准答案”,仿佛后发国家唯有全盘复制西方的道路与制度才能获得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崛起,从根本上破除了这一历史迷思。
其颠覆性体现在“五大特征”对西方模式的系统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只能是少数小国“专利”的规模局限；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直面并致力于解决西方模式中必然伴生的两极分化问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规避了西方物质主义膨胀带来的精神危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摒弃了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生态掠夺老路；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以“合作共赢”超越了西方“国强必霸”的殖民扩张逻辑。这五个方面从价值导向、发展目标到实现路径,全方位地挑战并革新了传统的现代化范式。
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庄严宣告了一个多元现代化时代的真正到来。它以实际行动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的论断：“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现代化并非单一文明的产物,而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其实现形式必然是多元的、多样的。中国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全球南方国家的道路自信,激励它们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去探索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路径,从而彻底削弱了对西方模式的盲目崇拜与路径依赖。
(三)贡献文明新义,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更在于其为全球治理与人类文明的未来贡献了新的价值理念,其核心便是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和合”智慧。“和合”文化所蕴含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世界方案的核心理念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协和万邦”、“和合共生”等传统智慧在全球化时代的最高体现。
“一带一路”倡议是实践“和合共生”理念的典范。它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标准的“软联通”和人民之间的“心联通”,致力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促进共同发展。从蒙内铁路带动东非经济增长,到中老铁路激活东南亚区域联通,再到比雷埃夫斯港成为地中海重要枢纽,这些合作项目旨在创造发展机遇、改善参与国民生,而非制造新的依附关系或进行资源掠夺。这是对西方殖民掠夺历史的彻底否定,是一种崭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发展合作模式。在此基础上,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系统性的中国方案。从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到郑重承诺“双碳”目标、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无私分享减贫经验,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消除贫困难题、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的积极作为,都体现了其现代化模式中所内含的整体思维、合作精神与大国担当。这些实践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提供了基于“和合”智慧的中国思路。最终,中国式现代化馈赠给世界最宝贵的礼物是“希望”。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它以其自身的成功,向所有发展中国家证明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一个国家完全可以不依靠掠夺、不屈服依附,而是“站着”并昂首挺胸地实现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这种源自于成功实践的“希望之光”,照亮了全球南方的前行之路,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最深远、最伟大的贡献。
“和合”文化在破解现代化困局、超越西方模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具有独特价值，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平底色及追求整体协调、包容共享的发展智慧，使其成为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迷思、真正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合”理念在当代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一种非对抗、非掠夺的发展范式，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作者分别系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主任、综合科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