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宋文学巨擘“三苏”之一，苏辙晚年隐居颍昌（今河南许昌），此间十余年的诗文创作是研究其思想嬗变与文学成就的重要阶段。对苏辙闲居颍昌时期300余篇诗文进行研究，在学术层面有助于完善苏辙文学分期研究，进而深入理解其思想发展脉络，其中所涉及的诗文考辨、文史互证，可为宋代文学、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作为苏辙终老之地，三苏文化遗迹至今留存，在现实层面又可为保护地方文化和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学术和文献支撑。
目前学界对苏辙的研究涵盖其生平事迹、文学思想、政治主张等，成果颇丰，但对苏辙闲居颍昌诗文的阶段性研究仍待深入，对其与许昌地域文化、社会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更显单薄，尚未能挖掘其独特价值。苏辙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学成就与思想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晚年闲居颍昌期间的诗文创作，展现了他一生中最为成熟和深刻的思想与艺术境界。本文不辞鄙陋，拟从题材内容、艺术风格、人物形象以及交游与地方文化贡献四个维度，对苏辙颍昌闲居诗文展开分析。
一、苏辙颍昌闲居诗文的题材内容
苏辙于嘉祐二年（1057）登进士第，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历职地方，哲宗时又入朝位列宰执，宦海沉浮后于绍圣元年（1094）由汝州贬袁州途中在许昌城西颍河之滨（今建安区椹涧乡长店村）择地筑室，并于徽宗崇宁元年（1102）致仕后正式隐居寓此，自号“颍滨遗老”，直至政和二年（1112）去世。苏辙闲居颍昌府凡十一年，其间创作了三百七十余首诗歌和多篇赋、文，这些作品构成了北宋末期（徽宗朝）诗歌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内容，其题材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日常生活与天伦之趣
苏辙颍昌闲居时期的诗文创作呈现出显著的日常生活化倾向。隐居后的苏辙闭门谢客，“不复与人相见”，将目光投向了平凡的家庭生活和日常琐事，从中提炼出深刻的人生哲理。
一是记录家庭事务。苏辙在诗文中详尽描述了房屋建造、田产管理等家庭琐事。例如，他在《筑室示三子》《诸子将筑室以画图相示三首》《葺东斋》等诗及《东轩记》诸文中详细记载了为儿孙安居修建屋舍的过程，不仅反映了这位曾经的政治家对家庭的责任感，也隐喻了其希望在动荡政治环境中为家族建立稳固根基的愿望。
二是叙述天伦之乐。如其《示诸子》突出了“耕读传家”的家风，其《喜侄迈还家》“一别匆匆岁五除，还家怪我白髭须”“怀中初见孙三世”“南北相望结草庐”等句将见到侄子苏迈还家的喜悦之情展露无遗。《九日阴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诸子三首》《同外孙文九新春五绝句》等均属此类，诗歌以朴实无华的语言透露出与家人共度时光的满足感，在对子孙家庭教育的同时，记录了家庭生活的温馨瞬间。
此外，苏辙诗文中还包含了对传统节日和家庭庆典的描绘，如元宵、寒食、冬至等节日以及记录个人生日的诗作。这些作品既反映出苏辙晚年对时间流逝的敏感，也体现了他通过节日仪式与家族传统建立联系的尝试。通过这些诗歌，苏辙将个人生命历程与家族历史紧密相连，赋予了日常生活以历史意义。
（二）政治隐喻与现实批判
尽管苏辙晚年身处政治边缘，他的诗文却并未完全脱离政治关怀。颍昌闲居期间，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政治表达方式，即以隐晦的笔法表达对时局的关注和批评。
最典型的是天象隐喻法，即通过描写天象变化来隐喻政治现实。在《八玺》《买炭》等诗中，苏辙以雷、雪等自然意象象征政治变迁，借助“天人感应”的思想传统，通过描绘自然界天象的异常，间接批评徽宗朝的政治乱象。这种“以天候寓褒贬”的创作手法，既避免了直接的政治表态，又成功表达了对时局的关切和批评。
当然，尽管多数政治批评以隐晦方式表达，但苏辙也并未完全放弃直接的政治批判。在部分诗作中，他直面当时政治之荒谬，尤其是对蔡京当权下的种种“盛世大典”——如铸九鼎、造八玺、建明堂等行为，进行了尖锐批评，展现了一个退休政治家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即便在政治高压下仍保持批判精神。
（三）自然物象与哲理思考
另一重要题材是对自然物象的描绘及其引发的哲理思辨。这类诗歌融合了对自然的观察与对人生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哲理意境。
一是对田园生活的诗意描绘。苏辙在颍昌过着近乎隐居的田园生活，田园风光、四季变化以及农耕生活的点滴成为他诗歌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和描摹对象。如《文氏外孙入村收麦》中的收获场景，不仅生动呈现了农村生活画面，也寄托了其对田园生活的宁静与美好的向往。
二是通过物象引发的哲理反思。自然物象在苏辙诗中常常成为哲理思考的起点，如其在《闭门》诗中道：“闭门颍昌市，不识颍昌人。身闲未易过，闲久生暗尘。”通过描写闭门不出的生活状态，引申出对闲适与烦恼、内心与外界关系的哲学思考。这种由具体到抽象、由物象到心境的转换，是苏辙颍昌诗歌的重要特色。
三是佛道思想的诗意表达。受佛道思想的影响，苏辙在描写自然物象时，往往融入禅理和道家思想。如其“心光定中发，廓然四无邻”“不知心已空，不见外物纷”等诗句，明显带有禅定色彩。这类诗歌展现了他通过佛道思想来安顿心灵、在政治失意后寻找精神归宿的努力。
通过对苏辙颍昌闲居诗文题材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位北宋文人晚年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但并未放弃对政治、历史和人生的思考。相反，他通过将日常生活诗化、将政治关怀隐晦化、将自然观察哲理化，开创了一种别具深意的诗歌境界，为“主理”的宋诗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这种题材转向不仅反映了苏辙个人晚年心态的变化，也体现了北宋末期士人在严酷政治环境下寻求新的表达方式的努力。
二、苏辙颍昌闲居诗文的艺术风格
苏辙颍昌闲居时期的诗文创作在艺术风格上也呈现出鲜明的个人风貌，集中表现为平淡质朴的语言风格和象征隐喻的艺术手法。
（一）平淡质朴的语言风格
苏辙晚年诗歌语言呈现出返璞归真的特点，褪去了早年的华丽与雕饰，转而追求平淡自然。这既与他晚年的人生境界有关，也受到他所推崇的前代诗人——陶渊明与白居易的影响：从陶渊明那里学得了田园诗的自然真挚，从白居易那里汲取了“白公体”的通俗直白。这种融合使得他的诗歌既有着田园诗的恬淡意境，又具备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
这种平淡质朴语言风格的呈现，又主要通过日常口语的运用和简洁畅晓的表达方式得以实现。苏辙颍昌时期诗歌大量采用日常口语和生活化表达，使作品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上揭文《闭门》诗句近乎口语，却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这种以俗为雅的创作手法，将日常生活语言提升到了诗歌艺术的高度，既保持了诗歌的文学性，又增强了其亲切感和真实感。苏辙晚年诗歌语言尤显简洁精炼，极少铺陈排比，往往以最经济的笔墨表达最丰富的内涵。他善于通过暗示和省略来创造意境，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例如在《同外孙文九新春五绝句》中，仅“昔日黄门今老农”一句，就完整概括了自己从朝廷高官到乡间农夫的身份转变，以及背后复杂的人生感慨。这种简洁畅晓的表达方式，使得他的诗歌在平淡的外表下蕴含着深厚的情感与思想。
（二）象征隐喻的表现手法
时值“元祐党禁”，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下，“乡邻畏我”的苏辙发展出一种以象征和隐喻表达思想情感的独特艺术手法，这是他颍昌时期诗歌艺术的显著特征。
苏辙经常通过自然天象来暗示政治现实，其笔下以雷、雪、雨等天象喻指政治变迁。上文所述以自然天象进行政治隐喻即此类手法最突出表现。
苏辙还善用物象自我象征。其诗中常常出现的松柏、竹子、太湖石等，都成为他自我形象的象征。例如《方筑西轩穿地得怪石》篇，太湖石被描述为“颓然远岭垂涧壑，豁然洞穴通烟霞”，奇石的坚韧与独立，恰恰象征了诗人自身在逆境中保持气节的精神风貌，展现了诗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
苏辙诗歌中的时间和空间意象也常常具有象征意义。他频繁在诗题中标注具体节日和日期，具有鲜明的编年意识，不仅记录了个人的生活轨迹，也象征着历史变迁与个人命运的关联。同样，诗中出现的地理空间如“颍昌”“西轩”等，也不仅仅是物理空间，而是成为他精神世界的象征。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丰富了他诗歌的内涵，使其作品在具体描写之外拥有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
三、苏辙晚年颍昌闲居自画像
苏辙颍昌闲居时期的诗文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这在其《颍滨遗老传》《遗老斋记》等散文中达到极致，而相关诗歌则成为这部自传的补充和延伸。
（一）“颍滨遗老”的自我标识
苏辙斋名“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这首先是对政治身份的放弃与文化身份的坚守。“遗老”既暗示自己前朝（哲宗）老臣的身份，也表明对当前政治之疏离。苏辙通过这一自称，放弃了在现行政治体系中继续扮演角色的企图，转而以旁观者和批判者的姿态出现。
“颍滨遗老”还体现出苏辙地缘认同的形成。“颍滨”二字表明了他对居住地颍昌的地理认同。颍昌并非苏辙的故乡，选择将自身与颍昌紧密联系，体现了苏辙希望在此建立新的身份认同和生命归宿的愿望，通过将此地融入自我标识，苏辙显示了一种将异乡转化为心灵故乡的能力。
（二）颜回式的精神典范
苏辙颍昌闲居时期经常自拟箪食瓢饮的颜回，这一自我定位体现了他对儒家理想人格的追求，也是在困境中寻求精神慰藉的方式。
如同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苏辙也在颍昌的平凡生活中找到了满足和安宁。他在诗中描绘自己从朝中高官到乡间老农的转变，并以平和的心态接受这种变化，甚至从中发现新的意义和价值，如“麦秋幸与人同饱，昔日黄门今老农”，透露出解甲归田后的自得。这种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是苏辙晚年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辙晚年诗歌中常常表现出内省倾向，他通过默坐、参禅等方式深入探索内心世界，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自足。其《闭门》诗道：“掩卷默无言，闭目中自存。心光定中发，廓然四无邻。”这种通过内省获得精神解放的体验，与颜回之乐相通。这样，苏辙在政治边缘化的处境中，找到了保持个人精神独立和尊严的方式。
苏辙对颜回的认同，体现了他对儒家理想人格的终身追求。即使在佛道思想影响深刻的晚年，苏辙仍然坚持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他不仅在个人修养上效法颜回，也在家庭教育中传承这种精神。通过教授家学、培养子孙，苏辙将儒家价值观传递给了后代，实现了作为一个儒家士人的文化使命。这种对儒家理想的坚持，在北宋末期政治腐败、世风日下的环境中，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
（三）道士与农夫的身份复合
苏辙晚年形象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他同时还具备了道士和农夫的双重身份，这种身份复合反映了他晚年思想的复杂性和生活状态的多维性。
首先是对道家思想的接纳。苏辙晚年对道家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常以道士自居。他不仅与松柏竹酒为友，还通过默坐（如同庄子所谓“心斋”“坐忘”）来寻求心灵的安宁。这部分源于北宋末期道教盛行的时代背景，部分则出于个人在政治挫折后的精神需求。
其次是苏辙对农耕生活的实践。苏辙晚年并非仅仅是一个隐逸的道士，同时也是亲自参与农耕的农夫。他关注田产收入，参与农事活动，在《文氏外孙入村收麦》等诗中详细描写了农业生产的情景。这种对农耕生活的实践，既出于经济上的实际需要，也是他寻求新身份认同的尝试。
苏辙晚年成功地将士人、道士和农夫等多种身份整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形象。“颍滨遗老”这一苏辙在生命最后阶段构建的复杂而统一的自画像，不仅反映了苏辙个人晚年的精神历程，也代表了北宋末期一批士人在政治困境中的共同选择。
四、苏辙在颍昌的交游情况及其对地方文化的贡献
苏辙晚年虽号称“闭门颍昌市，不识颍昌人”，但实际上他并未完全与世隔绝，而是保持着特定范围的交游，并对当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有限但精致的交游网络
尽管处于政治高压之下，苏辙在颍昌仍然维持了一个由家庭成员、苏门成员和当地士人构成的交游网络：
一是家庭成员间的文学互动。苏辙晚年诗歌唱酬的对象主要是家庭成员，他与儿子苏迟、苏适，侄子苏迈，孙子苏籀，外孙文骥等均保持着频繁的诗文往来。这种家族内部的文学交流，既是家庭成员间的情感纽带，也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在苏氏家学中得以延续。
二是苏门成员的持续交往。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去世后，苏门成员仍与苏辙保持着一定联系。如，苏辙在颍昌邀约苏门成员追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作为他们的归隐宣言，参与者就有秦观（北归路过颍昌）、晁补之（颍昌养病）、张耒（不在颍昌但与苏辙书信频繁）、李廌（常游于颍昌、洛阳间）、参寥子（游访颍昌）等，这表明苏辙在苏门文人中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精神领袖地位。
三是颍昌士人群体的形成。苏辙晚年居住颍昌期间，与当地一些士人建立了联系，逐渐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颍昌士人群体。这个群体包括韩维等领任宫观官的退居官员，王实、王适等亲密的晚辈和朋友，“张秀才”“刘隐君”等邻里隐士。类似耆英会等交游活动中的诗词唱和，一方面为苏辙提供了精神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
（二）对许昌苏氏家族与文化传承的影响
苏辙在颍昌的闲居生活，对当地苏氏家族的形成和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延续至今。
苏辙晚年选择在颍昌定居，使苏氏家族在中原地区扎下根基。据族谱统计，苏辙后裔主要分布在今河南许昌、周口、平顶山三市，人口近十万。这种家族规模的形成，与苏辙当年选择颍昌作为终老之地的决定密不可分。通过将家族根系中原，苏辙实现了父亲苏洵迁居祖籍中原大地的夙愿。
苏辙后裔在许昌地区积极维护和传承苏氏家族文化。例如，苏桥镇北村村民、苏辙二十七世孙苏青龙自幼参与家族事务，研究中原地方文化与谱牒文化，参与编修了多部苏氏族谱。此外，当地苏氏后裔还通过绘制三苏画像、书写三苏诗词等方式，传承先祖的精神意志。这种自觉的文化传承，体现了苏辙文化影响力的持久性。此外，苏英墓园、苏氏宗祠、苏家桥等历史建筑也都得到了较好地保护和修缮，通过保护这些物质文化遗产，苏辙后裔在事实上参与了对地方文化传统的构建和维护。
（三）对颍昌地方文化的深远贡献
苏辙晚年闲居颍昌对当地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贡献，主要体现在文化传统、地方认同和人文景观等多个方面。
首先，苏辙晚年诗文创作对当地文风有重要影响。北宋末期活跃在颍昌地区的诗人群体承传了苏辙的慕陶精神和苏门遗风，这与苏辙的文学创作和文人交往有直接关系，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和对他人的影响，为当地文学传统增添了新的内涵。
其次，苏辙在颍昌的生活和创作，增强了当地的文化自信和地方认同。苏辙已经成为当今许昌地方文化的重要符号。在苏桥镇，有“苏辙路”，家家户户的外墙上都书写三苏诗词，这些文化景观的建设，表明苏辙已经深深融入当地文化认同。通过将苏辙文化地方化，许昌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内涵，提升了地方文化的品位和影响力。
苏辙后裔在传承三苏文化方面探索出了多种创新模式。例如，他们通过修撰族谱、维护宗祠、举办祭祀活动等方式，保持家族记忆的连续性；通过建设文化村、设置文化景观、开发旅游资源等方式，将家族文化转化为地方公共文化资源。这些文化传承的创新模式，不仅使三苏文化在新时代得以延续和发展，也为其他地区的家族文化传承提供了有益借鉴。
苏辙颍昌闲居诗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晚成风格的杰出代表，展现了这位北宋文人在政治边缘化处境中的精神历程和文学创新。通过对其题材内容、艺术风格、人物形象以及交游与地方文化贡献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苏辙晚年并非简单退隐或消极避世，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在颍昌大地上继续履行士人的文化使命。
（作者系许昌学院文史与传媒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